A Study of the Tejaprabha Buddha Images at Dunhuang

Abstract: The painting of the Tejaprabha Buddha shows that Buddha Shakyamuni preaches mantra and its magical power to the gods of heavens, constellations, planets and stars. The loc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the images of the Tejaprabha Buddha in Dunhuang Grottoes reflect that it began in the Tang Dynasty, flourished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reached the Liao and Xia Dynasties, and continued until the Ming Dynasty. After centuries of accumulation, the technique became more and more mature and the structure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Keywords: Image of the Tejaprabha Buddha, Dunhuang Grottoes, Yulin Caves, Five-temple Caves.

炽盛光佛，亦称金轮炽盛光佛、炽盛光如来、炽盛光佛顶、炽盛光佛顶如来、摄一切佛顶轮王等。关于其佛教经典，主要是唐不空译《大威德明王法性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吉祥陀罗尼经》，又名《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属佛教密宗经典。经文所述炽盛光佛信仰缘起如下： 

我今说过去娑罗王如来所说炽盛光大威德陀罗尼除灾难法，若有国王及诸大臣所居之处及诸国界，或被五星陵逼，罗睺、彗孛、妖星，照临所属本命宫宿及诸星位，或临帝座于国于家及分野处，陵逼之时，或退或进，作诸障难者，但于清净处置立道场，念此陀罗尼一百八遍或一千遍，若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七日，依法修饰坛场，至心受持读诵，一切灾难，皆悉消灭，不能为害。若太白、火星入于南斗，于国于家及分野处作诸障难者，于一忿怒像前，画彼设都噜形，厉声念此陀罗尼加持，其灾即除，移于不顺王命悖逆人身上。^①

由此可知,炽盛光佛信仰是借助相关宗教仪式，以达到攘除灾星恶曜，消灾祈福的目的，在唐宋时期非常流行，并产生大量以炽盛光佛变相为题材的壁画、绘画作品。现存炽盛光佛变相图甘肃地区6幅。均出自敦煌地区。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甬道南、北壁皆绘有西夏炽盛光佛图，共计2幅；榆林窟第35窟前室西壁绘晚唐炽盛光佛经变一幅；肃北五个庙石窟一号窟东壁绘西夏炽盛光佛经变一幅。另有2幅藏经洞出土绘画，其一为唐乾宁四年（897年）《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图》绢画，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其二为五代—北宋纸本《炽盛光佛与诸星曜图》，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

管见所及，敦煌地区炽盛光佛变相图时代最早，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对探讨炽盛光佛变相流变内容及其规律意义重大。本文以敦煌地区现存炽盛光佛变相图为线索，从图像学的方法进行考察，讨论炽盛光佛图在敦煌地区图像学演变。

一、敦煌地区的炽盛光佛星像图的位置及构图

（一）乘牛车出行图

    1、莫高窟第61窟甬道炽盛光佛图壁画

莫高窟第61窟甬道表层为重绘壁画，时代一般认为是西夏时期。炽盛光佛图位于该窟甬道南北两壁，各有一铺，南壁画面残长7.10、高3.35米，北壁画面残长5.25、高3.27米。两壁靠东侧下部均残损。南壁内容相对完整，炽盛光佛位于画面的中央，跏趺坐于高轮车内，车尾插云龙纹旌旗，车头部分残损，据考证应为牛车。佛右手食指顶金轮，左手作禅定印，九曜围绕前后簇拥而行，能辨认出身份的仅6身，从东到西依次是：妇女形象，头戴鸡形冠，着绿衣，弹琵琶，为金星；状如天王，头戴驴形冠，四臂，为火星；老人形象，头戴牛形冠，手举一杖，为土星；状若妇女，头戴鸟形冠，为月宿；男子装束，手托圆物，为太阳。车后有四神像，其一为男性，披发，体呈绿色，四臂，分别执矛、剑、羂索和人头，应为罗睺。其余三身无法辨认，应为北辰、计都、岁星。九曜均驾乘祥云，游列于蓝天之上，表示炽盛光佛可消灾祛难，降福人间，最上方绘有二十八宿（图1、图2）。

图1  莫高窟第61窟  甬道南壁

                图2 莫高窟第61窟  甬道北壁

2、唐乾宁四年(897年)《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图》绢画

《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图》绢画出自藏经洞，现藏大英博物馆。上下均残，残存部分高80.4、宽55.4厘米。画面上方有楷书题记“弟子张淮兴画表庆｣神乾宁四年正月八日｣炽盛光佛并五星”。画面正中，炽盛光佛跏趺坐于双轮牛车之中的仰莲座上，一手施禅定印，一手施说法印，牛车上有华盖，后插旌旗，车斗前方方形台上有若干供养，五星分列牛车周围，以人物形象绘出：木星，男相，身着蓝色官服，头戴猪冠，手捧花果（东方岁星）；水星在后，女相，身着青衣，头戴猴冠，右手持笔，左手持札（北方辰星）；中宫土星为老者装扮，裸上身，赤足，牛首冠，持锡杖，牵牛走在车旁；下方中央为金星，女相，戴凤冠，身着白练衣，手抚琵琶（西方太白星）；右下方为火星，武士状，半裸赤足，头戴马冠，四臂持弓、箭、戟、剑，作愤怒状（南方荧惑星）。此绢画有唐乾宁四年明确纪年，是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炽盛光佛图（图3）。

图3  《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像》绢画  唐乾宁四年(897年)

3、纸本《炽盛光佛与众星曜图》

五代—北宋纸本《炽盛光佛与众星曜图》，藏经洞出土，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画面中央炽盛光佛结跏趺坐于两轮牛车之上的仰莲座上。车前有供案，车后有云纹锦旗，行于祥云之中。佛着右袒袈裟，结与愿印，施无畏印。顶有华盖，身处万丈霞光之中。五星环绕车旁，分别为：木星，文官相，戴猪头冠，捧花盘；水星，妇人相，戴猴头冠，执纸笔；土星，婆罗门相，戴牛头冠，右手执锡杖，左手牵牛绳；金星，女子相，着宽袖长衫，戴雄鸡冠，执琵琶；火星，外道相，戴驴马冠，头发上扬，赤裸上身，四臂，上二手持弓箭，下二手执剑戟。在上方两角及左下方绘圆形兽面，上方分别为罗睺和计都，下方内容不清（图4）。

图4 《炽盛光佛与众星曜图》  纸本

4、榆林窟第35窟前室西壁《炽盛光佛与众星曜图》壁画

榆林窟第35窟前室西壁的晚唐《炽盛光佛与众星曜图》，画面中的炽盛光佛结跏趺坐于双轮车上的莲花座上，左手施说法印，右手上扬，头上有华盖，周身散出五彩霞光，车尾插旌旗，周围众曜星官簇拥，行进在祥云之间。图左上侧站立火星神，半裸上身，四臂，一手执弓，一手执箭，一手执戟，一手执刀；图右下侧站立木、水二星神，画中残存的小榜题中有“火星”“水星”题名。图下部左右两侧画了两个愤怒相的面具，其中右侧的榜题中有“计星”，应为计都（图5）。

图5  榆林窟第35窟炽盛光佛经变（赵俊荣绘）

（二）静坐一佛二菩萨变相图

五个庙石窟位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城西北20公里的党河西岸峭壁上，一号窟东壁绘西夏炽盛光佛经变壁画（图6）。壁画中央炽盛光佛双手持各持一金轮，跏趺坐于莲座上，日光照遍菩萨、月光照遍菩萨胁侍两侧，其上绘二十八宿神像，再上为黄道十二宫。

图6  肃北五个庙石窟一号窟东壁绘炽盛光佛经变

如前所述，乘牛车是炽盛光佛区别于其他佛教神灵的一个重要特征。敦煌地区现存6幅炽盛光佛图中，除五个庙石窟一号窟壁画外，其余5幅皆为炽盛光佛乘坐牛车的形象，这与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贵族士人崇尚牛车之风有关。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化概念上将佛与天子并列，即在不威胁皇权的前提下，给予宗教均等的地位。出行图中的炽盛光佛头上方有华盖，车尾插云龙纹旌旗，周围众曜星官簇拥，行进在祥云之间，俨然一幅天子巡游图，具有浓厚的佛教活动仪式感。这6幅炽盛光佛图像以现藏大英博物馆的唐乾宁四年(897年)《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图》绢画最早。该绢画不仅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炽盛光佛图，同时也是中国发现的最早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拟人化的艺术作品。唐金俱吒译《七曜攘灾决》以及根据一行思想而编的《梵天火罗九曜》等佛经对这五星的拟人化形象有明确描述，该绢画五星的形象即按照佛经内容绘制。此后法国集美博物馆藏纸本《炽盛光佛与众星曜图》和榆林窟第35窟、莫高窟第61窟壁画炽盛光佛周围星曜形象皆基本遵循佛经内容绘制（表1）。在炽盛光佛与众星神的构图上，时代最早的唐乾宁四年(897年)《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图》绢画中，佛与众星神的比例大小均衡，并未刻意放大或凸显炽盛光佛。另外两幅晚唐炽盛光佛图，即纸本《炽盛光佛与众星曜图》和榆林窟第35窟前室西壁《炽盛光佛与众星曜图》壁画均采用类似的构图方式，这应该是早期炽盛光佛图的典型形式。到莫高窟第61窟甬道西夏壁画中，炽盛光佛依然坐于牛车之中，但其形象与众星神相比，显得格外高大，到五个庙石窟一号窟东壁炽盛光佛经变壁画时，炽盛光佛所乘坐的牛车已经消失不见了，炽盛光佛由侧身像转变成为正身像，构图上以主尊为“中心”表现为众神簇拥炽盛光佛说法像，明显受到净土变相图的影响。画面中有意遵循“主大从小，尊大卑小”的人物表现原则，炽盛光佛的身躯被刻意放大，占据画面中较大篇幅，其次稍小一些的是黄道十二宫与二十四星宿神，间接反映出宋元时期人文思想的转变。宋代儒学推崇“天人合一”思想，在这种思潮冲击下，民众对神祗的敬畏心理逐渐减弱，壁画以平视的方式描绘，正面而直接放大了主尊（炽盛光佛）的形象，缩小了人与佛之间的距离，增加了佛像的亲切感。

表1《梵天火罗九曜》《七曜攘灾决》所载五星神形表

（注：此表参阅并改绘自孙伟杰、盖建民：《黄道十二宫与道教关系考论》，《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3期，第76页。）

二、结语

综上所述，炽盛光佛信仰兴盛于唐代，随着不空、一行等人对密法的弘扬以及译经活动的展开而不断兴盛。信仰炽盛光佛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日月星辰带来的厄运，以期消灾避难。典型的炽盛光佛图像体系包括炽盛光佛、列曜、十二宫神及二十八星宿等，其中列曜从五星逐步发展至七曜、九曜直至十一曜。说明至少到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炽盛光佛信仰与图像已较流行。从晚唐至西夏，延续了近五十年之久，随着内容的增加，手法日趋成熟，构图也产生了变化。从具有强烈宗教仪式活动的“乘牛车出行”图到面向广大底层民众普及的经变画，体现了成熟的佛经翻译和兴盛发达的俗讲活动使得佛教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