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对文化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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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招兰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2

摘要

安东尼奥·葛兰西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家与理论家,其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具启发意义。基于《狱中札记》,采用文本分析与实践结合的方法,阐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分析其核心内容(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阵地战)。这一理论凸显增强文化自信与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强调发挥人民群众主体性作用,注重理论结合实践,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领导权尤其是文化领域领导权、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意义深远。


关键词

安东尼奥·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正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球化与信息化交织,文化与意识形态碰撞,不确定性风险与挑战激增,如何巩固党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卓越领袖与深邃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在20世纪初便前瞻性地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深以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关键在于共产党积极争取和巩固文化领导权,他还强调文化不仅是社会生活的点缀,更是塑造社会结构、影响人们思维与行为方式的深层力量。这一理论不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更为我们理解和应对当代社会的复杂挑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武器。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探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我们党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核心引领地位,以及为人民群众创造与时俱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具有极其重要且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与深远意义。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概述

一)葛兰西及其时代背景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卓越领袖、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倡导“理论和实践的革命统一”[1],与卢卡奇、科尔施并称“西方马克思主义模式的真正创始人”。其文化领导权思想正是深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髓,并紧密结合意大利特定的阶级结构、工人运动实践及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而提出的适应当时意大利国情的创新政治实践策略。回溯至191711月,列宁引领的十月革胜利,首开全球无产阶级政权之先河——苏维埃的诞生,极大地激励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斗志。此间,欧洲无产阶级纷纷效仿俄国开展暴力革命却均遭镇压,意大利工人运动亦失败。“1919年,意大利的工人罢工达到1870次,参加人数有55万多;1920年,意大利的工人罢工增加到了2000次以上,参加者上升到230万。[2]葛兰西沉痛于“一战”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失败,以及无产阶级运动走向低潮的惨痛事实,[3]并深刻反思东西方革命截然不同的命运。依据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框架,革命本应率先在工业高度成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然而,俄国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落后封建国家,在看似不符合马克思所描述的无产阶级革命条件之下,却率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悖论促使葛兰西深入探究:为何无产阶级革命能在俄国成功,而在意大利及欧洲其他拥有更高工业基础的国家却屡遭挫败?俄国革命的成功模式为何难以复制至西方国家?西方如何能够走出一条适合自身条件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在狱中,葛兰西系统分析革命得失,写下《狱中札记》,聚焦东西方社会构造差异,剖析西方资产阶级治理策略,探寻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之道。[4]

(二)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核心内容

1.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作为文化领导权争夺的舞台,马克思视其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即“经济基础”。葛兰西则创新性地将其置于“上层建筑”范畴,与国家并列,区分出“市民社会”(私人组织总和)与“政治社会/国家”两个层面。[5]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统治手段已超越单纯暴力,通过家庭、教会等市民社会机构渗透思想文化以巩固地位,抵御经济危机等挑战,“市民社会对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就像现代战争的战壕配系,可以抵御诸如经济危机、大萧条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6]“市民社会”概念历史悠久,从亚里士多德的文明社会到近代契约论者的政治自由理念,均强调其外在于国家政权且能监督制约国家政权。[7]黑格尔则强调个人欲求与伦理的冲突,为规范个体行为、防止市民社会滑向“恶的无限”,需国家规范以避免混乱,国家由此产生。[8]葛兰西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应重视市民社会的战略价值,在其中建立文化阵地,通过文化组织争夺领导权,而非仅摧毁国家机器。他重塑市民社会概念,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及与国家的历史联合。[9]他重塑的市民社会概念有三特征:一是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功能如同国家的“互动的制度化网络”。[10]二是市民社会作为上层建筑的“剖视结构”之一,与政治国家紧密相连。三是“历史的联合”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交互关系提供了哲学依据。[11]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市民社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扮演着重要角色。由各种民间组织、文化机构、教育机构等构成,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场所。文化更是社会变革的关键动力,支配阶级往往通过主导文化话语权与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对被统治群体的“领导”和“同意”。这体现的不仅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领导权,更深切地贯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中。故夺取和巩固文化领导权是革命成功之关键。

2.有机知识分子

在葛兰西的理论架构中,有机知识分子这一范畴被赋予了重塑文化认同与社会共识的关键角色,正是这一贡献使他被誉为“第一个直接从理论上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12]“有机知识分子概念是葛兰西的伟大理论创造,是构成其意识形态理论的概念谱系中的重要一环”。[13]葛兰西未循传统脑力与体力分工定义知识分子,而是基于社会功能与变化,将其划分为有机与传统两类。传统知识分子守旧,依附旧社会经济政治,他们的思想“好像代表着一种历史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甚至未被最复杂和激烈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所打断”[5];有机知识分子紧随时代步伐,积极服务于新兴社会阶层,不仅组织经济社团,更提升至社会政治高度,具备组织职能,批判旧意识形态,创建并传播新世界观,实现文化启蒙,赋予群体自我认知与经济、社会、政治功能的认识。这一过程由有机知识分子主导,使群体从经济社团升级为智力道德集团,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葛兰西重新界定了知识分子,并阐述了其与政党、群众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有机知识分子引领群众前行,政党领导社会方向并培育提升有机知识分子,并且努力改造传统知识分子。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集团或阶级的组织与领导体系,是实现领导权的关键。[14]

3.阵地战

葛兰西的阵地战略(Wars of Position),作为他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和策略。当葛兰西于狱中开展思考与写作之际,意大利及全球正经历着从运动战(正面进攻模式)向阵地战的战略转向。安东尼奥·葛兰西指出,斗争新形势要求革命先锋革新与群众的联系,避免孤立。他区分了政治斗争与直接战争:战争追求领土占领和敌军无力作战;而政治斗争更复杂,需长期角力,类似殖民战争,涉及占领后的政治军事准备。政治变化与军事变化间接相关,通过多种中介形式体现本质联系。[15]葛兰西指出,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与资产阶级展开较量,通过“阵地战”这一方式渐进式夺取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阵地,如学校、传媒、学术界等。这些阵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战壕”和“要塞”,只有拔掉这些“要塞”,填平这些“战壕”,才能为最终的政治革命创造有利条件。葛兰西认为,与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无产阶级需要耐心地从根基处着手,彻底瓦解资产阶级构建的意识形态神话,重塑公众的语言体系、思想观念、信仰根基乃至感知模式,以达成对普遍“常识”的深刻变革。葛兰西指出,无产阶级在进行阵地战时,必须联合可以团结的一切社会团体,形成“历史性集团”,以瓦解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基础。这种联合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内部,还包括其他受压迫的社会阶层和群体。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文化建设的启示

(一)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在当下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之下,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成为一项重要任务。葛兰西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他认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可通过“同意”(民主途径)和宣传引导实现,倾向于在西方市民社会中倡导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民主模式,易被广大民众接受和认可,而不是简单的灌输。[16]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然而,在大众媒介技术迅猛进步与思想、价值、文化多元并存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17]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我们必须首先掌握文化领导权,建立文化自信。根据葛兰西的理论,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建立自身的知识-道德集团,夺取文化领导权,才能最终在经济与政治领域确立真正的统治地位,并构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18]值得注意的是,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全盘西化”、“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等字眼频频出现,存在一些矫枉过正的主张。但我们不能否认在“两个结合”中取得的重大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为深化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及其重要指导作用的认识,必须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本土化,培育广泛、自觉、扎根于集体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19]

(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植于中华文明的精髓、革命斗争洗礼及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但大众传媒的蓬勃发展,使大众文化迅速渗透日常生活,其商业化、娱乐化倾向及部分内容的低俗化,对主流文化及精英文化构成挑战。西方借机输出携带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譬如好莱坞电影传播美国文化,引发文化认同危机。面对未来科技快速发展和大众文化兴盛趋势,党需基于民众生活实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同时满足多元需求,鼓励健康向上、符合民族精神的大众文化形式,处理好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20]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创造性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21]构建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制度,旨在依托制度刚性保障价值共识、增进社会认同、夯实共同思想基础,实现价值内化与行为规范的协同。打通了核心价值观与行动实践的通道,确立了公众理性基准。新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着整合多元社会意识、预防道德失序的关键作用。要充分发挥其引领效能,需系统、全面、层次性地把握其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抵制各类错误思潮。此外,聚焦日常生活,完善机制,确保其贯穿精神文明创建及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实现价值引领力与制度规制力的融合统一。[22]

(三)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葛兰西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理念,凸显了知识分子在实现文化领导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有机知识分子”作为葛兰西思想体系中的一项原创性贡献,其内涵已突破传统精英群体的理论框架,指的是那些深植于社会各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生产的专业人士,扮演着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的角色。[2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论需要通过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去进行文化创造与转化,方能转化为大众自觉的世界观,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中华民族的新生活方式。这一过程既是中国新文化的孕育,也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刻重塑。如若忽视该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难以与群众产生共鸣,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亦将丧失其稳固根基,逐渐脱离中国实际与广大民众。因此,文化传播的研究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具有不可小觑的重要性。因此我国要重视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使用,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时,要加强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和管理,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使他们成为文化建设的生力军。

(四)注重文化阵地的建设和管理

互联网普及使新媒体成为文化传播核心舞台。我国亟需推动传统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加速媒体转型升级,强化新闻舆论传播效能、导向力、影响力及公信力。第一、网络空间是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战略高地。必须积极应对新媒体传播生态的变革(主体多元化、内容多样化等),灵活调整传播策略,增强互动性和受众参与,以通俗化语言提升凝聚力,巩固网络主流传播阵地,确保在新媒体时代的话语权和主动权。第二、新媒体环境下网民是意识形态传播中坚力量。我国网民规模庞大且多元,需构建政治可靠、业务精良的网络队伍。一方面,应培育职业网络队伍,强化培训、优化人才结构;另一方面,发展网络“意见领袖”,利用其影响力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通俗化传播。同时,建立网络规范,引导网民行为,净化网络空间,营造良好舆论环境。[24]第三、在全球化浪潮中,我国文化建设应拓展国际视野,深化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致力于将璀璨的中华文化推向世界舞台。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坚守“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核心理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场,积极吸纳国际上各种璀璨文化基因,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还可以通过举办国际文化节、艺术展览等活动,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历史积淀,以之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与全球影响力。综上所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深刻而宝贵的启迪。我们应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不断探索和创新文化建设的路径和策略,增强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主人翁意识。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揭示了文化在革命和社会变革中的关键作用,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深刻启示。它强调通过培育有机知识分子并巩固市民社会的文化阵地,赢得文化认同与领导权,这对于我国构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至关重要。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的今天,我们需借鉴葛兰西理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注重知识分子的作用,以文化创新引领社会进步。同时,警惕外来文化冲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文化繁荣与民族复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如同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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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招兰2000.11—),,汉族,籍贯:江西宜春人,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3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基金:西北政法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YJZC202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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