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学术史著作的主要任务，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整个中国学术史来说，我们自然应该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下功夫；即使是研究某一个人的学术经历，似乎也同样需要如此。钱穆的《朱子新学案》秉承和运用了这一理念和方法。《宋元学案》作为（研究）宋元时期的学术史著作，正是具体而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然而，作为《宋元学案》的重要内容之一，《晦庵学案》在编纂中，似乎并没有很好地体现上述特点。因此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钱穆认为对于朱子的学术思想有作“新学案”的必要。

一、《朱子新学案》的内容和特点

《朱子新学案》是钱穆晚年的力作。该书字里行间无不流露钱穆的思想与感情，而思想又与书的篇章结构息息相关。虽不能说《朱子新学案》是钱穆之匠心独运，但从谋篇布局来看，书中的每一遣词造句或也蕴涵着钱穆的思想和智慧，因此书中有几个特点更须指出乃至强调，把握了这些特点，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理解《新学案》的意涵和意义所在。其中特点可归纳如下：

其一，《新学案》对于《文集》和《语类》多有称引，用朱子还原朱子。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朱子原书是研究朱子的最有价值的依据，《文集》《语类》无疑是第一手的材料。钱穆对于“研究朱子学之方法”也有专门论述。认为“今言研究朱子学之方法，则莫如即依朱子所以教人读书为学之方，以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学。朱子教人读书，必以熟读其人之本书正文为主。……若欲求明朱子学之真相，则莫如返求之朱子之书。……不读《文集》《语类》，即无以通朱子之学。”在钱穆看来，《文集》《语类》中的语句、画面、场景都是朱子思想的具体、生动之体现。惟有把握、理解《文集》《语类》，才能对朱子思想、学术有真实的认识和感受。台湾地区学者杨儒宾在《战后台湾的朱子学研究》一文中指出，“钱穆《朱子新学案》有意无意间仿《朱子语类》目录编排，但其取材扩大许多，举凡《文集》《集注》等书所论相关的概念，钱穆皆能采撷。对学者研究而言，此书搜罗详尽，甚便参考，其作用几乎等于另一本的《朱子语类》。钱穆的思想史著作，风格圆浑无涯，如珠走盘，其旨趣很容易被浅白的语言遮掩住”。

钱穆强调，“《语类》之在朱学全部系统中，正如画龙点睛，使人读之，有破壁飞去之感。”因此，“凡治朱子学而不涉猎《语类》，则无以知朱子学之致广大而尽精微于其穷理致知之教，必不能深体而确悟。”钱穆对于《朱子新学案》一书的章节谋篇，即大致按照黄士毅所言有所次定的。我们不能简单地阅读《朱子新学案》中的一些浅白之语言，更应该透过文字，发现文字里面的深意及钱穆的思想及良苦用心。读《文集》和《语类》一样，我们都应该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和现实世界中。这或许就是钱穆一直强调的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作为学案类专著，《朱子新学案》确实超黄、全等人《晦翁学案》许多，足以与《朱子语类》媲美。

其二，《新学案》注重朱子思想学术转变的关键节点所在，对于朱子的有关学问并非仅仅在意结论，更在意得出结论的具体理据。

我们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历史、人物、时代和思想。每个人的思想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朱子的思想一直是变化发展的，这从他逝世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即可知道。他对事物的认识也随着年龄、阅历、学力的增加而发展变化。钱穆关于朱陆交往及其争论、朱子苦参中和及与湖湘学派的关系、朱子对婺学前后态度的变化等，都极具历史感。不但可以追溯一些重要人事前后之演变，而且也让人对朱陆异同之来龙去脉有了更为清晰直观的认识。

在中和问题上，朱子有“丙戌之悟”和“己丑之悟”等想法；在理气先后问题上，其也有“不分先后”、“事实先后”、“逻辑先后”等观点；在对相同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上，其也有不同的声音和主张。在《晦翁学案》中，梨洲、谢山只是简单地抄录四则“中和说”，虽也有所解释，“第一书言道体也，第二书言性体也，第三书合性于心，言工夫也，第四书言工夫之究竟处也。见解一层进一层，工夫一节换一节”但也只是浅尝辄止，何况还未必正确。“中和”问题确实是朱子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节点，而对之不同理解，或也可说明论者的相关态度。在抄录“理气太极”等概念时，《晦翁学案》明显有淆乱之处。因此，研究思想家的思想必须要用动态的眼光，深刻地把握其思想发展的脉络，才能发现和展现一个最真实、更全面的人物和思想。

其三，《新学案》较之旧例多分篇章，各成条贯，便于了解其在一家思想整个体系中之地位与意义。分读，可见其有然。合读，又可尽见其所以然。如此，则一家学术的根抵与精神所寄便可一目了然。

旧式学案只是从历代思想家文集、语录中摘录一些材料，略加安排，简做案语，虽也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意，但学术气味和思想条理大打折扣，让人只觉是思想资料汇编，不免生厌。《朱子新学案》采用新式体例，多分章节，各成条贯，旨在类集朱子言论而不仅仅罗列朱子思想、学术。其实《朱子新学案》中各主要章节，并不是一气呵成，按顺序写出。其中有些内容，或也在全书付梓之前就已刊出，这也正可看出，书中章节，多可独立成文，皆有旨趣。“新学案”钞撮《语类》《文集》多达四五千条，不厌其烦、不厌其复，依思想、学术分门别类，自成体系。钱穆甚至在书中有一义辗转引述数十条之多，不轻删削，无非是想让读者也可以“低徊循诵，反复思绎，得其浸灌膏泽之润，达于欢畅洋溢之趣”——这就使“新学案”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超“旧学案”，朱子的学问、精神所在自然也更易辨明。

《朱子新学案》并非是站在史学、经学或者理学立场来讲朱子，而是站在整个的学术史立场来讲朱子，这也是他的眼光卓特处。

二、《朱子新学案》的影响与学术意义

通过“新旧学案”的对比，我们对于钱穆《朱子新学案》当有简单之了解。“旧学案”因时代局限，不免有偏，但仍有重要意义；而“新学案”之影响与意义当可进一步地详述。

杜维明强调，钱穆对于朱子的研究，无论是从内容的广泛还是组织的严密来看，明显带有旧式学案的风格；钱穆在著作中摘录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甚至是冗长的引文，以及通过叙述事实含蓄地做出的判断，都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了学案的传统精神；钱穆对构成其作品的关键概念的解释，不是咬文嚼字式的研究，而用启发式的方法，这引导读者以一种深入发掘的精神来评价朱子的思想；钱穆对于朱子具有切身体验的独到体会，所以其书是建立在个人认识判断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套预定的外在标准的基础上。

钱穆对于朱子学的研究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其对《晦翁学案》的评价也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渐生变化。其有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述，也有过编撰《清儒学案》的实践，早年一度还有重写《宋元学案》的打算，但终因诸多条件限制而作罢。然而不管怎样，钱穆的《朱子新学案》在近代朱子学研究领域，都可算作创举。《朱子新学案》之所以得以完成之背景与条件，前已有述，此处不表。但从体例来说，《朱子新学案》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清儒学案》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纵然三书中，对于某时、某位具体人物的评价或有异，但其学术思想的“写法”自始至终都有明确的意识，中间似也有笃守不变者。在钱穆看来，学案虽不是撰写“学术思想史”的唯一方案，但确也是一种比较合适的佳选！

钱穆曾有撰写“朱子年谱”的心愿，但后总觉在史实层面无以超出王懋竑《朱子年谱》以及夏炘《述朱质疑》之上，然又觉王、夏两人之识见未足，并且年谱之体例有限，遂立意以“学案”形式来表彰朱子之思想、学术与行谊。钱穆对于学案之写作，已有相当之经验，所以采用学案更为方便，但真正选择“学案”这一形式的原因，恐怕还是“学案”承载的内容更为深刻、宏富，寄托的精神更为浓烈、纯粹！

1989年，陈来在《读书》杂志发表另外一篇有关“新学案”的文章《此亦一述朱 彼亦一述朱——关于〈朱子新学案〉》。文中有言，“《朱子新学案》可以作为资料编汇来用，这也是钱先生著此书的原意之一，但此书又是钱先生多年研究的成果，所以其意义又远不止于资料的编汇。《朱子新学案》的一个特点是，有关朱子学的文献、历史、思想、行实等等研究的诸种课题在本书都以找到，尽管著者给予的答案未必不可以再加讨论，但这一点也是目前已有的任何一部朱子研究的著作所不能相比的。一个要研究朱子哲学的人，可以先通过此书入门，一方面接触朱子思想的基本材料，一方面了解历来关于朱子研究的课题，以建立基本的问题意识。”陈来的这篇文章与七年之前的文章《〈朱子新学案〉述评》相比，认识更为丰富、精到，对于钱穆和“新学案”的评价也更为深刻、全面；钱穆在“新学案”中的高明之处，也得以进一步传扬。要论到《朱子新学案》的高明之处，那这似旧而新的体例，确实有一定的深意。除了资料的汇编这一明显的特征以外，读者也可通过钱穆的引导而建立一些基本的乃至明确的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在包括朱子学研究等任何学问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陈勇在《国学宗师钱穆》书中指出，“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对他的学生余英时影响尤深，余英时在他老师的这一领域里继续开拓挖掘，他晚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后，积三四年之功撰成《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朱子学这一领域里又开出了一片新的天地。”余英时也自言：

我对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进行有比较系统的研究，现在更写成一部以朱熹为中心的专书，那更是直接受到先师《朱子新学案》这一不朽巨著的启发。此书在1971年初问世时，我便曾细读一道，此后三十年中，它是我手边随时温习的必备参考书，整体或部分重读则已不计其数。如果没有此书，我肯定不可能写出《朱熹的历史世界》，这更是毫无疑问的。

刘述先则指出：

牟宗三先生出版三大卷的《心体与性体》，钱穆先生出版《朱子新学案》，都是卷帙浩繁的伟构。钱先生考证精详，牟先生义理精透……钱先生则显然比较同情朱子，故不时而致其倾慕赞叹之辞……在今日研究朱子自不能不致意于钱先生的考据……。

其实，钱穆的《朱子新学案》何曾只有考据？与朱子一样，如果没有情怀、没有义理贯穿联结，《朱子新学案》的体系又如何建立？我们在叹服钱穆的考据之功时，更应该把视野放在思想的精进、学术的赓续，文化的传承之上！

张学智曾撰有《钱穆先生治朱子学之方法举隅》一文，该文主要是以钱穆的《朱子新学案》为主体展开论述。其认为，《朱子新学案》，实为研究朱子学之专著。钱穆治朱子学的方法皆应用到《朱子新学案》一书中。书中虽称引材料多而详，但又不作甚大发挥。即有发挥，亦于大传统，大背景中稍作指点，此固与学术论著之专阐幽探微不同。而亦与旧学案之体制不同，故名“新学案”。其还进一步指出，《朱子新学案》在学案体例的创新方面，有三点可取之处。其一，变前传后文为随文阐说；其二，变平列各书为分类叙述；其三，变学术总论为提纲。对于书首的《朱子学提纲》，其也是颇有赞誉。总之，张学智强调：“宾四先生之《朱子新学案》，因有上述数项方法作指导，所论广博而不杂乱，深刻而不虚玄，于众殊中见条贯，于多类中见会归，诚为治朱子学之划时代巨著。先生平生学术趋向，治学精诣，皆在此书中见，此尤超出一学案本身之意义。”其从钱穆治朱子学方法立论，简明扼要地分析和概括了《朱子新学案》的几个特点，可谓入木三分，或可指导我们研读《朱子新学案》。

正如“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所言：

朱子为继孔子以后，近古儒学之集大成者，亦为八百年来中国学术之重心人物。¼¼全谢山《宋元学案》，以“晦翁”一案为最要，然亦以此一案为最嫌疏略，盖即缘朱子原书之难理故也。钱宾四先生《朱子新学案》之作，即为弥补此一学术史上之缺憾而作，自其书出，而后研朱者得津逮其委曲之细；而初学之士，亦可假其《朱子学提纲》以略窥朱学之梗概。故此书可谓是研究宋明理学，以至研究中国学术史必读之经典著作。至其本朱以述朱，上承固有学案体例之精神，而复将朱子之学置诸中国文化之全体系与学术思想之发展史中阐发，亦确乎为学案著作启一新页。

《朱子新学案》论证详实，内容丰富，体系庞大深宏，脉络清晰，既对朱子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学术思想史研究树立了典范。和一般的考据著作不同，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详细分析了朱子的思想（哲学）内容，当然，其并没有按照当时流行的宇宙论、本体论、知识论等模板，也没有遵照世界观、方法论等范式，更没有依据西方康德或者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来观照、解构朱子的哲学思想。或许在其看来，用康德或者黑格尔的体系来笼罩、疏解朱子的思想，这并不是也不应该是正确的“新解”。钱穆用现实事例回敬了近代以来“哲学”研究西学化的倾向，这种弊端的消极影响随时随处可见，但是钱穆的某些想法或者做法似乎也有可商量之处，毕竟“哲学”这个词汇本身就是西学的产物。我们虽不能说，用“哲学”取代“思想”是错误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哲学”确实不能帮“思想”说明或者解决古代中国的若干理论问题。事实上，钱穆早年对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多有肯定，不过这种肯定更多的还是方法和意义上的肯定，而不是理论范式的推崇；钱穆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曾有过讨论，其更为冯氏《新理学》提过建议和意见，虽然钱穆当时对朱子的思想并不完全深契，但其对冯氏用新实在论来印证宋明理学也并非全然同意和接受。中西方哲学（思想）比较并非不可以，甚至在近代以来的日渐紧密的国际学术交流中更显需要，但是比较的目的之一就是展示个性和特点，如果总是按照西学的标准来核实、处置古代的思想学说，那么这种学术或许只是“西方的”而非“中国的”。钱穆在书中引证了“理气”“心性”“阴阳”“天人”“道器”“体用”“人心道心”“天理人欲”“未发已发”“涵养省察”等对立问题以及“仁”“命”“情”“敬”“诚”等核心范畴并非仅是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建立在一种新理念之下的新观点、新方法。且不说这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或者“新瓶装旧酒”，单从学术意义而言，《朱子新学案》确实在朱子的思想研究领域独树一帜，且具有相当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意义。钱穆虽然曾说“中国无哲学”，但其对于国人研究探讨“真理”的某些哲学行为，也不全然反对。其实，无论是“思想”，还是“哲学”，这只是简单的名称而已。关键之处，还在于是否承认中国古代有没有探讨“真理”的思想行为，以及如何以正确的方式诠解这种探讨“真理”的思想行为。

《朱子新学案》特别注重学术自身的发展变化，自然也关注学术思想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朱子新学案》虽说是一个案研究、微观研究，但其中确也隐藏着宏观的理念。余英时认为：“笼罩面极广、抽象度极高、以及观察的角度极多，这些都是宏观史学的基本特征。”其更进一步指出，钱穆的宏观论断无论在价值取向上是“守旧”还是“维新”，都能从多方面阐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性。钱穆把朱子学放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以及文化史中来申论研究，无疑是正确而明智的，自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或也可以说，只有把朱子学放在整个学术文化史中才可映衬出其学术的本源、全貌与归旨。无论是先秦儒到汉儒的演变，还是有宋时期新儒与理学家的关联，都引导和促使朱子向“儒学的集大成者”迈进。而这其中或以北宋时期新儒以及理学家的互动更为重要。宋儒的学术主要有政事治平之学、经史之学、文章子集之学等内容组成；而宋代的理学又以濂溪、横渠及二程为主要代表，最终“几条支流汇合而成澎湃大江”，朱子“集大成者”的面貌形象自然也应运而生。无论是政事治平之学、经史之学、文章子集之学还是理学，都有着丰富的内容，难能可贵的是朱子对于上述的内容多能涉猎，更能融会贯通。其实，钱穆自身对于这些学问也有相当的领悟，也更因之而对朱子学产生温情与敬意。钱穆对于朱子史学、文学以及杂学的梳理，既解决了学术史的某些疑难问题，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指导。朱子学本身是一个丰富复杂的学术系统，研究朱子学必然也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开放包容的态度，审时度势的大局观。钱穆对朱子的史学、文学以及杂学等内容多有洞见，同时还明确表明了博通的态度和追求。钱穆同时也认为研究学术史除了要注意会通和合的精神以外，还应该注意研究对象本身，不能只注重其思想，而忽略其心性修养，否则即可能无法把握其学术的主要精神所在。在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换的更进过程中，科学、规范逐渐成为共识和标准；然而就在这种转化中，传统学术的某些特点和优点，遭到了极大的轻视和否定。“专家之学”蔚为大观，“通人之学”反而经受蔑视与耻笑。钱穆的《朱子新学案》，可谓当时学界的一股清流，照亮和荡涤了学术界某些不正之风。这种“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贯通四部的坚守立场弥足珍贵。

作者简介：宋红宝（1979.11-），男，汉族，江苏响水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学术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