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其基础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刻批判，尤其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然而，在1885年，丹麦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施达克在他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本质性质进行了错误的诠释。为了纠正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批判，恩格斯在1886年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中深入探讨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基于对此问题的回答，哲学家们可以被分类为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主要派别。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演进

（一）国外研究状况

在实践中，探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问题不断演变，哲学家们从古至今一直致力于探索这一核心问题，通过从愚昧无知到直观经验的观察，再到宗教神学和后来的实践唯物主义，探讨世界的根源。通过对发生学和认知问题的考察与分析，可以大致将其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远古蒙昧阶段。哲学基本问题最初在远古时期开始浮现，但这些问题深深植根于人类在无知时代的无知观念中，由于当时的知识结构不足，人们对于身体、心灵和外部世界的认知仍然是模糊的。他们持有这样的观点，即人类的思维和感觉活动不只是局限于身体内部，而是超出了人体灵魂的活动范围活动。在这个阶段，人们开始深入研究 “物质肉体与精神现象的关系”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第二个阶段是古代哲学阶段。恩格斯指出：“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2]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最早是基于神话和宗教来探寻世界的本原。例如，泰勒斯作为被公认为是西方的首位哲学家，他通过观察自然的各种现象，坚信水是世界的本原。类似地，德谟克利特认为火是构成世界的本原。但是，还有一些哲学家持有这样的观点，即抽象和非物质的实体构成了世界的本原。例如，毕达哥拉斯坚信数是世界的本原，而苏格拉底则坚信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在这个阶段，哲学家们基于直观的经验观察来理解世界的本质，但对于基本哲学问题的讨论尚未达到完善和系统化的程度。

第三个阶段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阶段。恩格斯在《终结》中写道:“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1]进入中世纪后，在宗教领域中，世界被看作是上帝创造的，这种神创世说使人们在探讨哲学基本问题时受到了限制。但是，关于思维与存在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经院哲学内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较量，而经院哲学随着这些争论的冲击逐渐解体。与此同时，近代自然科学和近代唯物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兴起和发展。

第四个阶段是近代哲学阶段。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资产阶级需要一个新的神学体系来适应其需求。哲学作为资产阶级的主要武器，为了突显人的地位和尊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便成为首要探讨的议题。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将研究重点从宗教神学转移到人类自身，回归到现实社会中。

第五个阶段是实践唯物主义阶段。实践唯物主义通过主体、活动、关系和功能的多种形态来解读哲学基本问题，进而塑造了现代唯物主义的形态。在这个时期，哲学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和继承前辈的思想基础上，逐渐深化了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本身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3]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一核心观点，直到恩格斯在其著作《终结》中首次深入探讨了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二）国内研究状况

1886年恩格斯在《终结》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解放后，我国的哲学界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达大致可分为四种不同的观点。

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否应该采用“两个对子”的形式来阐述，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这方面仍存在存在不少争议。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4]赖传祥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坚信哲学的基本问题不能用“两个对子”所代替，因为他坚信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应当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斗争的一部分。^[5]

其次，我们需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否应该表述为“两变”，也就是“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 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阐述了“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6]针对毛泽东的提出的“两变”观点，张江明视其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深入总结和生动阐述，认为这是整个哲学领域的核心问题；^[7]然而，刘景泉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两变”不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阐述，而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全方位解答；^[8]另外，刘歌德并不赞同上述的两种观点，他认为“两变”只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解答。^[9]

再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是否应被定义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在《终结》中，恩格斯多次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来阐述哲学基本问题，我国的所有哲学教材都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视为同等重要。关于这一点，李振伦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两种观点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他进一步指出，恩格斯之所以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来阐述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为了应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现实。^[10]罗贵秋对这一点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主张，哲学的基本问题应当是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11]

最后，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是否应被理解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邹永图认为应该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纳入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中。^[12]刘奔对此持不同的观点。他在1981年明确表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不处在同一层面。因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在认识的反映与被反映、实践的改造与被改造之间得以体现，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显得更加宽泛。^[13]

总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进行了精确表达，使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入。然而，国内研究仍局限于理论层面，尚未与我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因此，本文将在分析《终结》文本结构和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该文所揭示的哲学基本问题对我国发展的启示。

三、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阐析

（一）文本结构

除序言和结语外，本书的主体部分由四个章节构成。序言明确了写作的目的和历史背景，并明确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理论来源关系的任务；第一章中，深入探讨了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对其体系与方法的冲突进行了分析，同时也研究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历程。第二章深入探讨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进行了分析，并揭露了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第三章从宗教和伦理两个角度对费尔巴哈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进行了批判。第四章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进程中的一次重大变革，并对其核心理念进行了简要描述；在结语部分，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后德国学术界的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强调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革命性的继承者，并对哲学中的党性原则进行了探索。^[14]

（二）思维与存在的第一性问题

在哲学研究领域，最核心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首要性问题，这通常被人们称作“本体论”的问题。恩格斯在其著作《终结》中明确表示：“那些断定思想是自然界的本原，从而最终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构成了唯心主义的阵营。那些断言自然界是本原的人，属于唯物主义的各个流派。”基于不同哲学家对“本体论”的不同解读，恩格斯将他们区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恩格斯明确指出，判断哲学思想所属的学派时，必须将思维和存在的首要性问题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他持有这样的观点：为了区分各种哲学流派和它们的历史演变形式，我们需要从人类的实践中去理解，特别是从自然科学的视角来审视各种哲学形态的变迁，并对其思想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行评估。这表明了在哲学研究领域内，无论是对于唯物主义还是对唯心主义，思维与存在的第一性问题都占据着极其关键的位置。^[15]

（三）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在哲学领域，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被称作“认识论”问题，这也是哲学研究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那些认为思维可以正确地认知存在，并坚信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的人被归类为可知论范畴，而那些认为思维不可以正确认知存在的人则持有与此相反的观点。可知论主张人类能够全面了解认识世界，而不可知论则对这一观点持相反的观点。在哲学的历史进程中，休谟和康德被视为探讨客观世界可知性的领军人物，他们坚定地支持世界不可知这一观念。黑格尔与费尔巴哈都对不可知论提出了批判，但未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恩格斯则通过实践，对不可知论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并强调人类能够认识世界。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看，意识被视为人类大脑的特殊功能，它可以感知和理解客观世界和事物。决定知识尺度和界限的不是理性反思和设定，而是实践发展的状态和水平。从马克思主义知识理论看，随着实践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人的意识也在持续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实践，服务于社会。

四、哲学基本问题的现实意义

（一）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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